舒国滢: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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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世纪罗马派法学家们主要通过搜寻和采集罗马法素材,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德意志民族构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富足表达力和精确解释力的法律语言以及本民族的现代法 律,沿着从前的理论企图、理路和依据 ,在历史法学派结构,逐渐生成出一种生活新的、独特的学问风格,这很多很多 我所谓的“学说汇纂学”。“现代学说汇纂体系”是哥廷根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古斯塔夫?胡果首次提出的,但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在110007年出版《供学说汇纂授课之用的同時 民法体系纲要》中勾勒出了哪有几个多 近似“五编制”学说汇纂体系。在学说汇纂法学(理论)体系之构建上,中后期最有代表性和原创力的学者是伯恩哈德?温德沙伊德和海因里希?德尔恩堡。19世纪德国的学说汇纂学对于德国的法律实务、《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以及很多很多国家法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学说汇纂学;历史法学派;罗马法;民法教义学;普赫塔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发展历史之中,“学说汇纂学”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改变了德国民法学的面貌,如果也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结速的《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学说汇纂学派”的文献和学说仍是当代民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藏。“学说汇纂学”的研究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不打算全面讨论学说汇纂学的所有主题,而仅仅基于近代欧陆法学知识的演进脉络,尝试从知识论的深度检视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考察学说汇纂体系建构的知识谱系,以期为我国学者构建民法典(形状)体系提供也能借鉴的理论和文献资源。文章分为以下哪有几个每种:

一、引言

   1815年夏季,为阐明历史法学派的宗旨并致力于历史法学的研究,时任柏林大学罗马法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法律史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以及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申(Johann Friedrich Ludwig G?schen,1778—1837)三人同時 创办了学派“机关刊物”《历史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在该杂志的创刊号(第1期)的“发刊词”《关于本刊之目的》(Ueber den Zweck dieser Zeitschrift)中,[1]萨维尼把法学家的学术阵营分为具有“根本差异”的哪有几个多 学派:哪有几个多 “历史学派”(die geschichtliche Schule);从前被笼统地称为“非历史学派”(die ungeschichtliche Schule)。[2]他自己及很多很多刊物编者属于前者,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很多很多学派(比如,沃尔夫学派、优雅学派、哥廷根学派、历史—哲理法学派)则很多很多 属于后者。故此,随着《历史法学杂志》的创刊,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提前大选成立。众所周知,德国历史法学派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法学中一个劲居支配地位,且影响了当时德国的科学与教育观念,直到1900年,在很多很多方面,甚至当代,法学思维仍然深深铸有该学派的烙印。[3]

   在历史法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成员认同并坚持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比如,“法形成于民族精神”),但亲戚亲戚很多很多人在学问志趣、研究方向、乃至价值理念上尚存有较大的差别:很多很多人把专业的重心中放罗马法的研究上,试图从中开发出德国法学知识的生长之点;而另很多很多人则对“罗马法在德国的合法性”(die Berechtigung des r?mis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产生大疑问,[4]于是把亲戚亲戚很多很多人的注意力中放日耳曼(或德意志)法律传统之采集、爬梳上,以期建立真正的具有德意志民族形状的法学。从前,历史法学派结构实际上就形成了哪有几个多 支派:哪有几个多 被称为“罗马派”(Romanistik),从前被称作“日耳曼派”(Germanistik)。“罗马派”的代表人物首先很多很多 我萨维尼自己,在萨维尼事先,则有1842年接替萨维尼在柏林大学教席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以及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等。“日耳曼派”的奠基人即为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艾希霍恩事先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雅科布?格林(acob Grimm,1785-1863)、[5]格奥尔格?贝塞勒(Georg Beseler,110009—1888)和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一译“祁克”,1841—1921)等人。

   与日耳曼支派试图从日耳曼—德意志法源中寻求资源(素材)来构建私法体系之路线不同,罗马派法学家们主要通过搜寻和采集罗马法素材,以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德意志民族构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富足表达力和精确解释力的法律语言以及本民族的现代法律,认真地对待作为古代罗马“法学家法”之承载形式的罗马法文献,——主很多很多 我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每种很多很多 我《学说汇纂》。[6]亲戚亲戚很多很多人力图像17世纪的哲学家、法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以及18世纪法律学者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等人所憧憬的那样,构建“科学的”罗马法,编纂一部“新国法大全”(Novum Corpus Juris)是是因为新的《学说汇纂》( ein neue Pandekten)。[7]

   沿着从前的理论企图、理路和依据 ,在历史法学派结构,逐渐生成出一种生活新的、独特的学问风格(Wissenschaftsstil),这很多很多 我所谓的“学说汇纂学”(Pandektenwissenschatt,是是因为 Pandektistik,[8]也译作“潘德克顿之学”),该学问的目的不再是简单地注释罗马法文本,很多很多 我通过“创造性(生产性)的教义学建构”,解释(注释)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作为超越实证的合法性基础,以“形式—概念的、体系—构建的依据 ”,从中抽出一般的法规则和法概念,并对之进行体系化,来形成一种生活同時 私法(民法)之教义学上无矛盾的实证体系,即,发展出“一种生活学说汇纂学的法教义学”(eine pandektisitische Rechtsdogmatik)“学说汇纂体系”(Das Pandektensystem,有时也被称作Pandektensystematik [学说汇纂体系论]),通过学说汇纂法学对概念运用的依据 打创造创造发明 一幅完全的符合生活关系的法秩序图景[9]。

二、18世纪末事先“学说汇纂”体系的建构

   亲戚亲戚很多很多人首先应该在“长深冬”的历史中、而不应拘泥于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一种生活特定深冬来考察学说汇纂体系大疑问,是是因为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哪有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和完善过程,在一种生活过程中,不同時 代的法学家完会不断地寻找和发现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特别是其中的《学说汇纂》之“真正涵义”的说明。[10]

   对于欧洲的知识复兴而言,11世纪中后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法学家哈罗德? J ?伯尔曼在所著的《法律与革命》中对于一种生活时间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把101000—11000年一种生活时期视为近代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国家、教会、哲学、大学、文学和很多很多近代事物的起源期,也很多很多 我“西依据 律传统”(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得以形成的时期。他认为,一种生活时间片段事先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指在着根本的历史断裂。[11]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在《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中也把101000年事先到121000年视作持续1000年之久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即罗马法、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根植于波伊提乌(Boethius)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哲学和神学的复兴运动。[12]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学者(比如中世纪学者M,D ?舍尼)把11000年看作是“西方重新获得了古代文明的财富”历史的转折点。[13]

   在笔者看来,一种生活时间节点事先的欧洲大陆法学史和法律史上哪有几个多 最为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整个文本、特别是《学说汇纂》的再发现。[14]德裔美国教会法和罗马法专家斯特凡?格奥尔格?库特纳(Stephan George Kuttner,1907—1996)在1982年所发表的文章《法学的复兴》(The Revival of Jurisprudence)中也认为:“若如此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再发现,法学也能在中世纪的西方得以形成是不可想象的。”[15]另有学者证明,11—13世纪欧洲法应学以迅猛发展正是得益于《学说汇纂》的再发现。[16]事先的历史也证明,《学说汇纂》是我不好是西依据 律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本。[17]

   从12世纪到15世纪末,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特别是其中的《学说汇纂》在大学作为主要课程内容首先在意大利、如果在欧洲大陆很多很多地区(比如,法国、西班牙、荷兰)得到传播,如果法律实践上被继受(即,欧洲各国法院在判决中采纳罗马法规则作为判决的依据 )。有关《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注释和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无以尽数。在这哪有几个世纪中,欧洲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制度从中汲取了极其富足的营养:历史上无数法学的天才人物为之倾注毕生的知慧,皓首穷经,筚路蓝缕,为“学说汇纂学”参酌勘定文本、积累注释资料,[18]逐步建立起作为整个欧洲大陆大学教育和法学之同時 基础的“中世纪罗马法”(medieval Roman law)或“新罗马法”(Neo— Roman law),一种生活新罗马法连同教会法同時 构成欧洲的“同時 法”(ius commune)的主要渊源,成为各国私法的基础。[19]在16世纪的法学著作中,一帮人把“《学说汇纂》的阐释和理解”(Erl?uterung und Verst?ndnis der Pandekten)几乎等同于当时整个的法学。[20]

相对于欧洲很多很多地区(比如,意大利,法国),德国对罗马法的继受时间滞后,其法学起步也较晚。1495年,德国设立了帝国宫廷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作为帝国最高法院。当时的法官依“同時 法”裁判案件,于是作为“同時 法”主要内容的罗马法,在德国取得了如此 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北德在15世纪末,南德在16世纪中结速并逐渐完成罗马法的第一次继受过程,《国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成为德意志私法的主要成分(这也是德国法学家习惯上把德意志地区所继受的具有“罗马源头的”的私法称为“学说汇纂”[潘德克顿]的是是因为)。[21]此时的德国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持守“意大利依据 ”传统,致力于将德国的法律现实中放评注法学派的思想框架之中,德国法学从此进人“《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时代。[22]但早期“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中的德国法应学因应式的,其在整体上尚不可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学发展水平相提并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0099.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